一、金融财政版块

1、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数字税距离中国越来越近了。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相当快，数字化已经渗透到经济、社会的各个层面。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之上的制度和理论已经在慢慢失效。法国开展的数字税是数字经济、数字贸易发展中的新结果，它不仅是一个税种，而是建立在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基础上的一种新税收制度模式和税收征管模式。

2、新华社：近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升破6.4关口，创近3年来新高。市场开始热议人民币汇率是否已进入上行通道。尽管央行向市场传递了“不要赌人民币汇率升值或贬值，久赌必输”的清晰信号，但做多人民币的投机冲动仍若隐若现。分析人士认为，本轮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上涨，有被动因素，也有主动因素，投资者既要重视行情，也要筹谋长远，做出明智选择。人民币资产并非赌徒的“筹码”，而是回馈耐心和智慧者的“重礼”。

3、证券时报：近日，多位银行业内人士称，央行在普惠贷款要求之外，对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新兴产业贷款、绿色产业贷款投放规模作了进一步要求。今年以来，央行对新兴产业贷款、绿色产业贷款新增规模有了专项额度要求，绿色产业贷款方面，每家银行的投放规模要求有所区别。近年来，银行业关于“对公”让位“大零售”的讨论不断出现，但同时各大银行亦在发力对公业务，唯打法已变。

二、政策要闻版块

1、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2、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各国疫后复苏绝不能重回高污染、高排放发展的老路，要坚定追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共赢，坚决抑制粗放型增长冲动。紧抓疫情催生的新业态、加速数字化转型、激发发展新动能等新机遇，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

3、商务部：中美经贸领域已经开始正常沟通。最近一周来，刘鹤副总理与戴琪大使和耶伦财长分别通话，两次都是50分钟左右的视频通话。两次通话有几个特点，首先，双方沟通开局顺畅。第二，求同存异是共识。第三，从务实解决问题入手。

4、统计局：5月，制造业PMI为51.0，微低于上月0.1个百分点，继续位于临界点以上，上月相比变化不大，景气度继续高于年和年同期，制造业延续稳定扩张态势。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5.2，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我国经济总体继续保持平稳扩张，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升至较高景气区间。

5、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的通知》。将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单位的保密资格由三级调整为两级，取消三级资格，相应调整二级资格的许可条件。

二、行业动态版块

1、银保监会：到4月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总体同比下降0.5个百分点。但有中小银行在大银行压降房贷集中度时争抢市场份额，导致集中度上升。将对新增房产贷款占比较高的银行实施名单制管理系统，督促这些银行落实房地产金融调控要求，要合理控制房地产贷款增速。

2、央行：公布反洗钱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明确特定非金融机构在从事特定业务时，应当参照金融机构的相关要求履行反洗钱义务。特定非金融机构包括提供房屋销售、经纪服务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或者房地产中介机构；从事贵金属现货交易的贵金属交易场所、贵金属交易商等。

3、国际金融协会：5月，流入新兴市场国家的投资总额约为亿美元，较上月的亿美元大幅缩减。细分市场中，股票市场流入40亿美元，其中流向中国股市的有亿美元。债券市场流入98亿美元，其中，中国债市流出10亿美元；流入中国以外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债市的资金约亿美元。

四、企业治理版块

股东，简单地说，就是出资人。股东代表，也就是出资人的代言人或代行者。在现代公司治理中，股东代表的出现，复杂了出资人和公司之间的关系。笔者观察看到，这个股东和公司之间的“第三方”，事实上构造了一种相对独立的公司治理新形态，它从两方面重新定义了“委托代理关系”。

“股东代表”在公司治理实践中，有许多的存在形态。从代表者的角度看，有个人类的“股东代表”，也有机构类的“股东代表”，如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或管理公司，就是国有资本的机构性代表；从股东的角度看，有私人资本的代表，也有集体资本的代表，还有国家资本的代表等；从时限来看，有临时性或一次性的代表，也有长期的固定代表等。当然，还有其他分类方法，如根据股东授权，有“全权代表”或“单项授权代表”等等。不论何种形态，他们是股东和公司之间的“桥梁”。这种“桥梁”的作用，大体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代表股东表达治理意见。二是代表股东完成法律程序。三是代表股东决策治理事项。由上可见，股东代表的出现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只要股东存在，有表达治理意见、完成法律程序和决策治理事项的要求，股东代表就有出现的可能；而一旦股东自己无法“亲历亲为”这些活动，股东代表的出现就会从可能变为现实。

淡马锡公司本质上是一家政府投资管理公司，代表新加坡政府进行投资和管理，具备“政府股东代表”的定位。在所投资的公司中，淡马锡并不对公司治理施加直接的决策影响，更不介入公司的具体治理之中，大多不派出董事或管理层成员到公司任职。这样的“股东代表”，其模式的理论基础，就是淡马锡难以有足够多的信息、管理能力、专业知识和技能来介入所投资公司的治理，因而只行使政府出资人的“发言”（监督性质）和履行相关法律程序的职责。对于一些所投资的公司而言，可以说淡马锡是采取“用脚投票”方式的投资者，如果预计未来的走势对投资有负面的作用，它会选择出售股权，另寻投资目标公司。

中央汇金公司则是全能性的“股东代表”。它不仅代表国家持有大型商业银行的股权，而且深度地介入到了大型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之中。鉴于“股东代表”决策治理事项的信息、管理和技术等前提条件，汇金公司派出了相当数量的董事到各银行任职，谋求对银行治理事项实施符合实际的决策。这便有了复杂的“股东代表”和银行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由于银行的专业特性，派出董事理解银行信息的能力、专业判断能力和对未来的发展眼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汇金公司代表国家对银行治理事项决策的科学和合理与否。同时，汇金公司并没有向银行派出管理层成员的制度安排，深度地介入银行治理，少了一个关键的环节。因此，“汇金模式”仍然是处于探索之中的，需要更多的实践和深入研究。

近些年来发生的一些事情表明，公司管理者有时候会迷失在自己对现实的情绪化解读中——尤其是在事件对他们不利之后。他们没有对周围闪烁的警示灯做出理性反应，而是深入自己的回音室，倾听周围那些应声虫的声音。这些领导人，以及他们所服务的机构，可以从诺基亚最近的复兴中吸取一些有益的教训。

善用情绪管理

事实上，本世纪没有几家公司像诺基亚(Nokia)那样经历了如此疯狂的发展。全世界都知道，这家芬兰公司是如何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在苹果和安卓的竞争下，从手机市场无可争议的霸主，到几乎无足轻重的地位。较少被提及但同样引人注目的是，诺基亚从年开始激进战略转型，从移动电话转向网络和技术基础设施，成为首批提供5G技术的公司之一。这一不那么吸引人的战略方向削弱了诺基亚的全球形象，但保住了它的成功，其市值已从年不到70亿美元的低点反弹至远超亿美元。

我们发现，诺基亚的生存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董事会层面的一些新做法，这些做法旨在恢复诚实和信任，利用多元化的视角，减少对现状的依恋，增加对数据的依赖。这些做法安抚和控制了高层管理者的情绪，他们意识到自己在经历了戏剧性的事件后，自己的情绪失控了。由此，管理者可以客观评估他们的战略选择——即使是最牵强的和最初不希望看到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