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氛越来越吊诡。

国家把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当作基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非公经济里建党支部，以基层党建引领企业发展；加大对巨无霸科技企业滥用支配地位的打击力度，这给人一种印象，政策正在朝着规范数据企业的方向加强。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频繁使用公家权力资源，为个别企业提供特殊服务，让人分不清楚这些部门到底是公权力部门，还是企业的办事处。似乎与中央的大政方针背道而驰。

后者典型的事例包括但不限于：

内蒙古警方“跨省抓捕”，“南山必胜客”，杭州“服务阿里公司办公室”……

这一串名单里最近增添了新戏码。

辽宁省警方抓捕一名女子，原因是“该女子在网上散布鸿蒙系统的负面消息，造成了极恶劣的社会影响”。

“鸿蒙系统”到底是不是安卓套皮，是不是像之前的芯片、新能源等行业一样存在骗补的风险，这是个技术问题，用法律手段解决技术，予人以“弭谤”之感，涉事主体又是企业，这等于是拿公权力帮华为兜底。

很多地方领导对当地政治生活有一种“规范性”偏好。以前我们讲要正视社会变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尊重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利益和诉求分化，保护不同社会群体多元的价值观和利益需求。

“规范化”显然与之背道而驰。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而“规范化”则源自个人。

“法者，天下之公器”。公权力之所以姓“公”，因为它代表的党的意志，而党的意志是建立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之上的，这是党执政的合法性渊源，也就是公权力存在的先验条件。

辽宁警方出动警力帮菊花厂伸张，“南山必胜客”以及“服务阿里巴巴办公室”，透露的潜在信息是，公权力角色的偏差，它不再扮演超然于社会群体之上的最终仲裁人。

权力开始服务特殊的群体和企业，服务个别人，意味着权力被俘获，如果法律法规和强制力的存在只对部分人存在，它就是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工具。这就破坏了国家存在的最广泛的共识——国家应该的人民当家作主，保障绝大多数人的利益。

地方政府不经意站到了被革命的那一边。

这种做法对菊花厂也不是好事。

中央现在相当警惕政商勾结的情况，送礼请客吃饭破坏的只是公务人员的职务廉洁性，针对的是个体。辽宁警方的所作所为则表明了企业深刻渗入权力部门，权力部门和企业利益合流成为一种制度，这种情况在政治学里叫“庇护制”。核心提出的“新型亲清政商关系”所要极力防范的正是这个问题。

这种问题目前尚未被中央所察觉，否则就会像淘宝数据垄断一样，招致狂风暴雨似的其他部门介入和整改，为整个企业乃至非公企业家群体带来灭顶之灾。

菊花厂一家作恶，全体非公经济背锅。

最近广东又遭遇了新冠肆虐。假如稍微有点脑子，稍微长点记性，就应该记得新冠初期的教训。

我们要吸取武汉派出所的教训，警方用强制力服务所谓“舆论安全”，训诫李医生，实质上是为了满足领导的偏好，不惜用权力意志取代医学科学，以领导个人想象代替专业技术的判断，消灭和阻碍了专业人员发声，这种错误不能再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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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从非技术角度谈谈“鸿蒙系统”。

本人不懂技术，从界面和应用方式来看，“鸿蒙系统”确实挺像安卓，是不是安卓套皮是个技术问题，理应有技术标准来判断。假如真是套皮，华为想要合法利用安卓的技术，必须要支付一定使用费，否则可能遭到谷歌公司的知识产权诉讼，不论那种情况，在当前条件下一定会迅速为众人所知，虚假宣传也好，警力介入也好是多余的。

手机操作系统不是个什么高科技的东西。在安卓和ios双雄争霸以前，智能操作系统市场群雄逐鹿，有安卓（诺基亚）、bb（黑莓）、wm（微软）、palmOS（treo）……等一众厂商。

这些企业论技术储备都不次于今天的华为，比如treo曾经为美国太空计划生产通讯设备，黑莓凭借超稳定的通讯连接和时尚外观设计，在时大放异彩，之后继续成为诸多高端商务人士和娱乐圈精英的首选。宏达电在大陆发行的多普达品牌的智能机搭配的就是wm，这是大陆最早接触的智能手机品牌。

甚至三星还短暂推出了一款百分百自主研发的米狗系统，搭载自家两款手机以后就彻底销声匿迹……

手机操作系统乍兴乍起是有规律的，按照现在表达就是“生态的完整程度”。对智能手机来说，除了系统本身操作简单流畅，更重要的是要有丰富的软件做支持，这个任务格外浩大，无法靠手机厂商自己完成，必须借助第三方开发者的协同，人多了就变成个很市场的事，只有在市场当中才能自发形成规律，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第三方开发者想要收益最大化，只会选择用户人数多、并且开发难度小的系统。所以目前在ios和谷歌占据了绝大多数市场份额的情况下，其他系统厂家如果想要吸引开发者参与，势必需要提供更多的补贴激励，抛开一系列的法律和运营限制，仅仅补贴的力度恐怕也会对华为现金流造成巨大的影响。

华为的应对之策恐怕还是要打政府采购的路子，而政府采购是什么情况大家都清楚，但是培育在政策温室里的企业不可能成长成为有竞争力的企业，最后的结果就是内卷，自己人搞自己人。

实际上，内卷早就成为国内民营企业的新常态了。手段从国内相互挖坑、挖角，制造负面新闻，相互举报，到国际上互相拆台，赔本抢订单。

而这一次华为高层在会上明确提出，“希望”国产手机厂商能使用本国公司自主开发的操作系统。这就是用占豪、周小平那一套民族主义爱国流氓的东西挟持和绑架友军，

这这种营运策略来自于菊花厂的历史成功经验。

任正非在谈到华为发家史的时候，从不讳言自己第一桶金来自政府订单。这种方法盛行于改革开放初期，很多有关系有背景的人，比如王石、万达老王，任正非，乃至马云马化腾，都是籍此轻松赚到了前几个小目标。

问题是，改革开放深入发展了四十年，市场早已经不是当初的市场，不但参与人数多了，连玩法和规则也变了，号召国产厂商搭载使用“鸿蒙系统”，等于是彼此竞争的超市，有一家号召其他竞争对手全来自家进货一样。“鸿蒙”遭遇国内厂商冷遇是可想而知的事。

目前还不知道华为是不是着手推动实现这一点。比如以“自主研发替代”、或者“谷歌存在安全风险”等等名义，要求公共采购或者公务人员悉数使用华为的系统。

也许我们会看到如下场景：

权力系统像推广非公企业党建一样推广鸿蒙，下发红头文件，指定时间表路线图，把推进速度列入地方政府年终考核……

这令人禁不住想要问，到底华为是中国企业，还是中国是华为公司的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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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爱国，要承担社会责任，首先要树立法治观念，不能老在国内耍流氓，动财政的脑筋，到了国际市场上就被人罚成孙子。

法律是党汇集全国人民的意志制定的，遵纪守法是爱国的起码要求。不久前发布了“民法典”，为名誉侵权提供了充分的救济，假如菊花厂认为有必要，完全可以起诉该名女子并且要求赔偿损失，能靠法律解决，就不要滥用企业影响力、挟持公权完成。

一个不尊重市场和法治的企业，践踏了消费者的自由意愿，是对国内法律的最大侮辱。某些地区和国家、比如拉美的大企业，它们把全部的精力放在巩固自己特权地位上，靠“民族主义”的宣传和强制力迫使老百姓接受其存在，这种企业规模越大，占有国内经济份额越多，对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阻碍力量就越庞大。

它们才是人民之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