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诺尼亚的经济发展经历一个过山车般的历程，这种发展路径是在罗马众多行省中绝无仅有的案例。马克曼尼战争可以摧毁潘诺尼亚的经济，却无法摧毁促使潘诺尼亚经济发展的因素，而这种经济发展的特殊性正是潘诺尼亚经济在公元3世纪再次崛起的重要原因。

作为罗马在多瑙河防线上的最重要战略行省之一，军事优先原则一直是罗马治理潘诺尼亚的基本准则，在经济治理上也是如此。

因此，罗马在潘诺尼亚的经济任务的核心正是维持数量庞大的罗马军团的日常需求，提升驻军军人的生活质量。大量军队在潘诺尼亚驻扎，给当地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但同时也给当地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市场与机遇。

一、军队是边疆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

潘诺尼亚在公元1、2世纪与公元3世纪的经济模式虽然不同，但是在这一点上是完全相同的。军队对潘诺尼亚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军队是经济建设的主要参与者。为满足大量军团士兵的日常消费，军队经常亲自参加当地的经济活动，确保物资供应，同时也刺激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在所有行业中，农业是边疆行省的重中之重。

为保障充足的粮食供应，军团经常将退役老兵安置在军团基地附近的土地上，或者像是在3世纪，由于物资紧缺，直接将现役军团士兵投入到农业劳动当中。在潘诺尼亚，老兵维拉是一种最典型的军队参与经济活动的例子。

作为最具代表性的罗马式生产组织方式——“维拉”，实际上是一种住房、农业耕地与小作坊混合在一起的农庄。潘诺尼亚的老兵维拉与意大利的维拉是不同的，后者主要为了享乐，并种植经济作物，前者为了居住与防御，种植谷物。这些维拉大量存在于文多波纳、卡农图姆、布里盖提奥与阿奎库姆等地，传播了罗马的农业文明，促进了边境地区的农业发展。

第二，军队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市场与机遇。自从奥古斯都的军事改革后，每年都能领取货币化军饷的军团士兵俨然成为了帝国境内最大的“公务员集团”与中产阶层。

他们在需求端造就了巨大的市场，并以军团基地为中心，逐渐形成了生产基地与贸易网络。比如，在军团入驻潘诺尼亚之前，当地的远距离贸易路线只有“琥珀之路”，而且商品种类单一，利用率并不高。

自从罗马完全掌控多瑙河，并接连在沿河建造了文多波纳、卡农图姆、布里盖提奥与阿奎库姆等军团要塞后，大量的军团的日常需求开辟了从莱茵河到多瑙河的商路。

在公元2世纪，多瑙河的罗马驻军一直是高卢地区最大的红纹陶外销市场，而巨大的需求同时也造就了当地阿奎库姆制陶业的飞速发展，使得阿奎库姆从1世纪末的小要塞摇身一变成为了公元2世纪初的下潘诺尼亚行省首府。军队成为了行省经济的最大消费群体，成为边疆行省经济与贸易发展的核心要素。

二、内循环经济推动行省繁荣

内循环经济也就是经济活动的“生产、消费”环节均在域内，实现经济的域内循环。由于潘诺尼亚经济发展起步晚起点低，军团驻军所带来的巨大消费市场长期被外省商品所占据，经济活动的内部循环比例比较低，资本大量以购买生活品的方式流出行省，不利于行省自己经济的开发与长期发展。

然而，3世纪危机与塞维鲁的“军事优先”政策却给潘诺尼亚本地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转机，行省经济的内循环比重逐步上升，在帝国经济普遍凋零的情况下，实现了自身经济的发展与腾飞。

首先，3世纪危机初现端倪，外贸萎缩促使经济转向内循环。从马可·奥勒良时代开始的战乱与瘟疫对帝国经济造成了重创，随即而来的奴隶制危机，令帝国经济雪上加霜，尤其是帝国罗马化城市化水平最高的高卢、意大利等地，受到瘟疫等灾难的影响更为严重，农业、手工业等急剧萎缩，从而影响到其对潘诺尼亚的贸易量。

外贸的逐渐凋零促使潘诺尼亚这类主要依赖商品进口的地区不得不加速发展本地经济，实现自给自足。为此，塞维鲁政权不断鼓励公民开垦荒地，为了保证谷物生产，还允许士兵与农民租种军团土地。阿奎库姆的制陶业在旺盛的需求下，也得到了迅速的恢复，虽然制作水平出现劣质化，但数量倍增，努力填补需求缺口。

其次，塞维鲁“军事优先”政策为内循环经济注入强心剂。由潘诺尼亚军团拥立称帝的塞维鲁家族比以往任何一个帝国王朝都重视军队在政治上的作用。塞维鲁十分清楚自己的权力来源于军队，因此在其在任期间，不断讨好军队。

第一，塞维鲁给军队加薪，一名普通的军团士兵的年薪从第纳尔增加到第纳尔，百夫长级别的军官由第纳尔提升到第纳尔。这是自从图密善之后的首次对军队士兵加薪。

第二，授予现役军人结婚的权利，打破了罗马军团几个世纪的传统。塞维鲁去世后，其子卡拉卡拉继位，并于公元年颁布“卡拉卡拉敕令”，将罗马公民权赋予帝国境内所有自由民，这直接导致了原本的辅助部队一夜间成为了军团士兵，待遇也向军团士兵看起。不仅如此，卡拉卡拉还继承了塞维鲁的政策，再次给军队加薪，到达每年第纳尔。

塞维鲁君主为军团士兵大幅加薪十分有利于驻扎重兵的潘诺尼亚行省的经济发展，其行为变相等于利用国家资产支持帮助潘诺尼亚扩大内需，允许军团士兵结婚组建家庭在一定程度上也刺激了士兵花销的多样性，拉动了消费。塞维鲁诸帝讨好军队，巩固政权的举措无意间为边疆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从而带动当地经济的快速增长。

最后，省外居民的迁入加强行省经济发展的活力。马克曼尼战争并未对潘诺尼亚的人口造成永久性伤害，因为失去的人口数量由大批迁入的日耳曼人以及从东方前来的商人移民所代替。

马可·奥勒良为了彻底解决马克曼尼人的威胁，允许一部分日耳曼人定居在潘诺尼亚，这些新居民的到了为行省的开发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而东方人，尤其是叙利亚商人的大量迁入，不仅体现出潘诺尼亚在这一时期与东方贸易的加强，而且也说明，潘诺尼亚巨大的市场需求对其他行省居民的吸引力，尤其是这些罗马化城市化水平比潘诺尼亚高的地方。

三、奴隶制欠发达减弱危机影响

3世纪危机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奴隶制危机。罗马帝国的繁荣是建立在维拉大庄园以及奴隶制度的基础上的，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到：“没有奴隶制，也就没有罗马国家”。罗马奴隶主为了提高生产积极性，试图通过解放奴隶，变奴隶制为隶农制来缓解危机。

然而，这种看似是向比较温和的剥削方式的过渡，同时却增加了剥削的定额，帝国劳动居民的总的处境恶化了。到了公元3世纪初，阶级矛盾的尖锐对立为新的爆发准备了一切前提，居民购买力跌落，商业与手工业都萎缩了。

在潘诺尼亚，奴隶制在公元2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引入行省罗马化与经济最发达的西部，大量维拉被发现证明了这一点。然而，行省西部同时也是遭遇马克曼尼人蹂躏最严重的地区。

经过马克曼尼战争的洗礼，潘诺尼亚的经常出现了推倒重建的过程，这客观上缓解了对奴隶的压迫程度以及奴隶制危机对行省经济的冲击。

而在潘诺尼亚东部，由于经济开发较晚，奴隶制从来没有在当地占据主流地位，当公社瓦解后，当地官员富人建立私人农场，雇佣当地农民耕种，在当地发展租佃制农业，或者是退役老兵获得土地自发形成的自耕农经济。

这些经济形态均导致了公元3世纪危机在潘诺尼亚的影响较小，保障了行省经济可以在帝国整体经济形势处于明显下滑阶段还能逆流而上，获得发展。

总结

潘诺尼亚经济发展的特殊性本质上是由于其特殊的战略地位导致军事因素在行省经济发展中占据主导作用。无论是地中海经济形态还是边疆经济形态其本身并没有明确的时间点划分。

在公元1至2世纪，也存在内循环的边疆经济，而在3世纪危机中，潘诺尼亚与地中海行省之间的经贸往来也没有中断。

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同仅仅取决于行省当时所面对的帝国经济大环境的不同，军事因素在行省经济运行中的核心地位从未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