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灿荣：你可以不喜欢美国但你必须理解美国

美国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和玛丽?比尔德夫妇有一部书《美国文明的兴起》，美国的历史那么短，可以算一种文明吗？

美国是一种现代文明。美国文明的主体从欧洲来，属于欧洲盎格鲁-撒克逊这一支。我们常常把欧洲视为整体，实际上欧洲的情况非常复杂。欧洲文明至少可以分三大支九小支。三大支就是北欧、南欧、东欧。每个大支都有三小支。盎格鲁-撒克逊是北欧文明中的海洋分支；日耳曼文明，也叫条顿文明，是北欧文明中的大陆分支；还有一个斯堪的纳维亚文明。现在世界上比较风光的实际上主要是北欧这一支。我们说现代化主要有几种模式：德国模式、英美模式、瑞典模式，都在北欧。

南欧也是三支，一是高卢，就是法国；一是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和葡萄牙；还有一支爱琴海文明就是意大利和希腊，马其顿也可以算一点。

东欧就是西斯拉夫、东斯拉夫、南斯拉夫。西斯拉夫包括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东斯拉夫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乌克兰西部一小部分也属于西斯拉夫；南斯拉夫包括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黑山等等。历史上保加利亚也算在南斯拉夫，但他独立以后说我是独立的一支，跟南斯拉夫没关系。总之欧洲很复杂，除了这三大支九小支，还有几个搞不清楚来源的，比如罗姆人(也称吉普赛人、冈茨人、波西米亚人)、马扎尔人(匈牙利人)、芬兰人、罗马尼亚人。罗马尼亚人跟罗马人是同时的。近代工业化从哪里起步呢？主要是南北欧，政治上我们又把南北欧合在一起称作西欧。东欧在这方面没有什么贡献。

讲这些什么意思呢？主要是为了解释美国文化的特性。它是北欧文化当中的海洋分支，盎格鲁-撒克逊这一支。它的文化基因跟它南边的邻国是不一样的。那边是南欧文化中的伊比利亚半岛这支。其实南北美洲都是欧洲人移民过去的，时间上就差半个世纪，但发展路径非常不同。北美应该讲比较成功；南美，坦率讲，屡战屡败，给近代世界做的贡献就是提供各种各样的教训。19世纪初他跟美国比工业化，败了；19世纪末跟德国、日本这些后来者竞争，又败了；二战后跟四小龙比，又败了；到现在跟中国比，又败了。所以也不要迷信欧洲，欧洲真正干得出色的主要就盎格鲁-撒克逊这么一小支。美国很幸运，移植的是比较成功的这一支。

如果以年为期，从地理大发现前后算起，在诸多民族里面，盎格鲁-撒克逊是最成功的。它先是用强盗手段把领先的两家打下去，一个是西班牙，一个是荷兰。它跟陆上国家竞争。跟高卢人打了年，英法战争它赢了。一战二战跟日耳曼人打，又赢了。冷战跟斯拉夫人打，也赢了。冷战后期插入一个小小的挑战者日本。中国呢，是它面对的一个新对手，谁输谁赢还不知道。

粗略地说这年的主线是盎格鲁-撒克逊和其他种族间的争斗？

非常粗略，把竞争世界主导权作为主线来看的话，应该说它是最成功的。再回过头来看美国，它有些基本的性格，可以从文化角度解释。一个呢，它是个海洋民族，所以它的扩张性是非常强的。美国历史上始终有一个概念叫“新边疆”。美国历史学界有一个边疆学派，就是说美国历史就是不断扩展边疆的历史。地上边疆没了它就搞太空，“新边疆”。年美国实现了登月，肯尼迪提出登月计划时就说我为什么要搞登月？是为了“新边疆”。后来搞英特网也说是“新边疆”，来了一个虚拟世界的边疆。它是海洋民族的性格，到处跑，不断追逐鱼群。这种边疆意识导致美国的扩张性非常强。

第二个就是它商业性质比较强。最早去这个国家的人绝大部分是经济移民，今天去美国绝大部分也是经济移民。这导致这个民族商业精神非常强，因此也就比较现实主义，由商业利益驱动的现实主义。

第三个是理想主义。最早去13州的是经济移民。但年有一支比较怪，是清教徒，它受英国国教的压迫，为了追求宗教自由去了波斯顿，坐的五月花号。这一支是美国总在鼓吹的，因为这支比较道德、体面。其实你要知道它有13个兄弟姐妹，12个都是地痞流氓妓女，混不下去的。但人都喜欢神话自己道德的那一面。美国历史书强调它的立国精神来自这一支：我们是为宗教自由来的。在路上已经定了一个《五月花号公约》，集体领导、共和制、保障宗教自由。但你别忘了这只是1/13。不过这一支后来影响非常大也是事实，确实使他的理想主义成分比其他国家高一点。

既有现实主义，又有理想主义，不是很容易冲突吗？

经常冲突。可以说，正常情况下都是现实主义占上风，当巨大的利益和原则发生冲突，美国人会放弃原则。美国佬从来不喜欢书呆子，教条主义在美国历史中早就被淘汰掉了。

美国还有个特点，就是因为他工业化非常成功，现代科技又很大程度上产生于这一支文明，它非常自信。美国人的爱国主义与众不同。一般的爱国主义都是发掘悲情，激发国民的团结：如果不团结，我们就要被灭亡了，民族主义就这么来的。美国民族主义是从自信来的，我盎格鲁-撒克逊种族、我美国是特殊的民族、特殊的国家、上帝的特殊选民。它的民族主义是自信的民族主义而不是悲情的民族主义。它很自信，又有使命感，所以总体上是扩张的。它有两面性格，一面是扩张主义一面是孤立主义。这两者有个共同的基础是道德优越感。当它需要扩张时，它基于道德优越感说，我这种生活方式太好了，我要不推广对不起上帝，所以你们必须学我。等到需要歇一歇了，道德优越感又出来了：外面的世界太肮脏了，不跟你们玩，我进一步搞好自己。它的道德优越感有时为扩张辩护有时为孤立辩护。

基辛格的《大外交》提出，冷战后世界会向多极格局发展，中国、印度、日本、欧洲等，都可能参与承担责任。天生有优越感的美国政府和美国普通民众，对这样的观点接受度如何？

基辛格这样的还有几个，布热津斯基也差不多，说美国以后比较好的位置，就是一群领导者分担责任，但美国是班长。这是美国恰当的位置，你要做家长全管，那就不行了，别人受不了，自己也太累。这是他们头脑清醒的战略家提出的，我觉得比较符合美国利益，也比较符合世界现实。但这在美国是比较例外的声音，正确的例外。

在您看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有依据吗？

有依据。现在学界对冷战后世界有很多两分法，比如民主和专制、发达和落后，好像都太简单化了，中间有很多灰色过渡地带被抹得没有了，而且容易有争议。我现在用的是“四个主义”来分析。第一个就是文明主义，主要就表现在美国和伊斯兰世界。文明类型早就存在了，但当某一个人或一群人想用这个事实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就变成一种文明主义。亨廷顿、本?拉登，都在起这个作用。亨廷顿是在告诫西方人，说未来世界的冲突主要是文明之间，西方是一个整体，现在开始，德国人、法国人，你要忘掉你的身份，团结在以白宫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它是这么个逻辑。本?拉登也一样，说我们生活这么糟就是西方欺负我们。现在开始，你要忘记你的埃及人、伊拉克人身份，心向我这个核心。他们的目标一样，就是要把一个长久存在的社会现象引导向某种政治目的。这就是文明主义，主要存在于伊斯兰和美国。

第二个叫地区主义。比如欧盟进一步联合、非洲国家统一组织变成非盟。中国也试图做一点，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十加一，等等。这在各个地区都得发生，大家都觉得，在全球竞争的时代，光凭我一家不行，我拉上几个兄弟一块儿干好一点。

第三个是民族主义。它在冷战时期其实是被压制了，冷战后又都起来了。现在俄罗斯、美国、中国、日本、韩国民族主义都很强。韩国是最强的，一定要买国货。欧洲因为联合稍微弱一点。

第四个是部落主义，主要在非洲。非洲在民族独立后有过一个西方概念中的现代国家体系。可是几十年下来它那个体系不为人民服务，光为自己服务。所以政府信誉很差，非洲老百姓越来越依赖自己的传统部落。利比亚就在发生这个事，谁能争取到更多部落谁就是赢家——社会又回到部落状态了，所以叫部落主义。中亚、阿拉伯有些国家也有一点这个劲儿，但以非洲为代表。

提出这四个主义并不是一种主张，不是我偏好什么，它就是客观描述，我觉得透过这四个主义，冷战后各国的图景基本上就看清楚了。但它只是描述目前的格局，以后走向何方谁都不知道。

亨廷顿还写过一本书叫《谁是美国人》。

《WhoAreWe》，我们是谁。那是另外一个问题，种族关系，以后美国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这个。实际上美国正在从民族熔炉走向民族的马赛克。过去美国人是很自信的，说我不管吸收多少外来民，最终他们都会成为接受美国价值的美国人。

《WhoAreWe》提出种族关系这个问题说明它的主流精英不自信了。这本书充满了忧虑，特别是对墨西哥裔美国人。这帮老兄是这样：在美国打工，地位很低，工作9个月，赚了很多钱——这个多只是相对于他们老家很多，然后还有3个月回家乡消费，做人上人，特爽。他虽然在你这里赚钱，却觉得他不是美国人。那本书开头讲有一年世界杯争出线权的是墨西哥和美国，比赛在洛杉矶举行，里面坐的很多都是墨西哥裔美国人，很显然那里成了墨西哥队主场。对球这个玩意儿的情感是自然流露的最朴素的。这使亨廷顿非常担心。这是个大问题，能不能解决不知道，我觉得是越来越困难。

现代化国家当中美国人信仰宗教的程度似乎特别深，这是为什么？

美国很奇怪。一方面它是近代国家中第一个强调政教分离的，它在宪法里面明确写到不许设立国教。但另一方面，正因为它没有官方扶植的国教，人们信教是真信，特虔诚，所以美国人宗教感又是最强：信教的比例、捐款的比例、参加教会活动的比例都是极高的。很多美国人认为欧洲太世俗了，看不起欧洲人。很多欧洲人也看不起美国人：这帮傻帽还在信宗教！

我有个怀疑。对美国人来说原先上教堂是很好的组织方式，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互联网、Facebook这样更方便更简捷的社交工具，会不会使美国传统的社会组织方式越来越弱化？

很多人忧虑，这是对美国民主的一大挑战。原先美国民主的前提，是有一个很好的社区，大家定期到镇公所(townhall)去聊天、投票，镇子也不大，相互都熟，有很强烈的社区感——社区感的背后是他们所说的姐妹感、兄弟感。所以以前的政治参与是很实在的，就是说我喜欢他，就为他站台，为他去敲门拉选票。现在越来越变成这么一个游戏了：一家人坐在电视前，吃着土豆片，看着两个人唾沫横飞脸红脖子粗，号称是在为你说话。但你跟他没有私人关联，惟一的关联就是那人表演中的某句话触动你，你就给他块钱的支票，就是在签支票那一刻有了点关联，没有别的关联。

很多美国政治学家认为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对美国民主不利。我以前在美国大学的导师，本杰明?巴伯，他算是一个先驱，他就琢磨怎么在赛博空间(Cyberspace，指计算机、计算机网络中的虚拟现实)时代建立社区，甚至利用赛博空间来恢复社区活力。他认为这对美国民主能否健康保持下去很关键。

说到“普世价值”，我们常常会想到美国，在您看来，美国的哪些价值是普世的，谁都应该学、可以学？

我觉得美国成功的经验有三方面，第一就是运气。

运气不算经验吧。

但美国成功很大程度上是靠运气。所以现代德国之父俾斯麦到晚年就像祥林嫂似的，见了记者就抱怨，说上帝不公平，就喜欢三种人：第一白痴，第二酒鬼，第三美国人。

我随便讲几个数字：美国地理范围跟我们差不多大，人口是我们的四点五分之一，可是他的可耕地是我们的3倍，人均是十几倍。所以美国人就很潇洒，问好是“Howareyou”——“你好吗”，中国30年前问好都是“你吃了吗”。对中国人来讲吃饭永远是个问题，但对美国人从来就不是问题，他的问题是生产太多谷贱伤农。你想，吃是人最基本的体验，他的经验跟你不一样。这就是上帝的恩惠。

你再看水利，美国的四大水系特别棒：大西洋[13.55-1.67%股吧]水系、太平洋[8.90-1.33%股吧]水系、墨西哥湾水系，还有五大湖水系通到北冰洋。中国最主要的水系都是由西向东，来水时很集中，很难利用，平时呢没水，旱；一来来得特别多，涝。不来也是祸害来了也是祸害。美国基本风调雨顺。

总之美国确实受到上帝眷顾。美国经验的这一块，你要把它剥离出来。美国历史教科书是把它糅在里边写的。你要清醒，这部分就别学了，这叫运气。

第二就是学不来的部分。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一些特有的价值观对他们是天然的，而你学不来。比如对政府的态度。他们都把政府定义为“必要的恶”，政府的本性是恶。而中国人把政府叫作什么？叫“天下之公器”。基本态度非常不一样。你要想让中国老百姓都跟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一样，那中国人做不到的。所以中国的精英阶层在设计制度时一定要注意这个区别。

第三个部分是可以学的。比如它的创新精神、它的实用主义、它对失败的容忍、追求目标的时候不追求最好而追求次好，英文叫“secondbest”——这很了不得。因为人是贪婪的，就想着什么最好的都归我，但因为美国人的宗教观很强，他就认为最好只能是上帝的，只能追求差一点的次好。整个民族都接受次好概念。他们老说自己是英美式妥协，怎么来的？就是大家都接受次好。

另外思维上的经验主义也可以学，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跟欧陆民族不一样，它是经验主义的，欧陆是唯理性主义，德国最厉害，比较容易走大的极端。英美经验主义的好处是它每推进一步都跟事实对照一下，你看起来不过瘾——特别是知识分子觉得比较肤浅，但人家不犯大错。这个是应该学的。

美国有推广自己价值观的冲动，但它有先发优势，生活水平、消费水平发展到了这个程度。别的国家学习它的价值观和制度恐怕也不能享有那种生活水平，而且地球也消耗不起。那我为什么一定要推崇、学习你这个制度？

首先你要理解美国人。你要美国人不去吹这个不可能，他多少年都这样。就像单位里好吹牛那种人，你要他改这毛病他会憋出病来。所以首先要理解他这么做很正常。第二个是也要看到美国向外推广价值观有成有败。有些地方是成功的，比如它改造日本、德国就是成功的；有些地方不理想，美国模式搬到利比里亚，人过得跟鬼似的。海地也是，全部制度都是美国式的，不行。所以说它这个制度在它这里运作不错，移出去在少数地方也不错，但确实在很多地方效果不好。这是个事实。

效果不好，可能在美国人看来不是我的制度不好，是你学得不好。

但这还是说明你医生不高明嘛。比如说治个人，治好两个，98个没治好。你说不是我医术不行是他们人不行，这逻辑上讲不通。再有就是你刚才讲的，美国希望把它的价值观推广出去但并不希望你分享它的利益。其他国家是反推的，有利益我才学你。美国说方式你得学我利益不能保证，这是自相矛盾的。你看美国的思路：一方面是美国特殊论，另一方面它的价值观又是普遍适用的，它有很多矛盾在里面。从我们来说首先理解美国，别太气愤——怎么老到我家来给我上课？它就这性格，否则它就不是美国了，你得习惯。至于接不接受，那是你自己的事。

假如你正坐在出租车上，刚好遇到一个不爱听交通台或评书的司机，正频繁调频。这时他调到了新闻频道，你听到一个男中音在发表他对利比亚局势的看法。司机的手还没从按钮上挪开，顺势又转到了国际频道。你又听到一个男中音在发表他对中美关系的看法。

忽然之间你意识到，这是同一个男中音！

这样的“怪事”真的有可能发生。第一次采访金灿荣的间隙，他就接受了两家电台的电话采访。“因为是录播，如果他们是同一个时段的节目，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用金灿荣的话说，他的时间被分割为7块：教学、研究、行政事务、政策讨论、受访、国际学术交流、中国太平洋学会学术工作部，“基本是被外面牵着跑”。他正尽量压缩后3块的比例。但我们第二次采访他那天，他早上去凤凰卫视录《震海听风录》，录完去上课，下午又接受复旦校友会的采访。很少穿西装打领带的他，那天的装束相当正式。不过采访结束后他就解了领带，换上布鞋，回归不羁。

他办公室里最打眼的，一是堆积如山的书刊杂志，一是角落的自行车。书刊杂志没时间看又不舍得扔，就像他读本科时买的那两三百本书也保存至今，“当然那是每本都读过，有的还读了好几遍”。至于自行车，那是他上下班的交通工具。

他刚去了一次美国。早先一年要去十几次，现在觉得那样有点傻，基本一年两次，因为美国社会比较稳定、透明，短时间内变化不大，保持一定的敏感度就行了。何况潮流也在变化，现在倒更多是美国人来中国了。平时要是不上课，每天总有两三拨人来找。“我们的变化大，他急于了解你就跑得勤。”

在大学教书，和年轻人保持交流，在必要的时候给他们一些指点，这样的生活，让金灿荣觉得愉悦。之前他在社科院美国所工作，几任领导都很优秀：李慎之、资中筠、王辑思……但研究所有点老气横秋。他都快50了，回去时所里的人都叫他“小金”。

采访中，他一再提到“幸运”这个词。“我们国家从相对贫穷走向相对富裕这个过程，我们是亲历者，每一步都感觉比以前好一些。我估计下一代就有一个问题，他们的起点比较高，幸福感反而会差一些，他没有上升的感觉，反倒容易有受挫感。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代人挺幸运的，我是有点感恩的。”

在他的回忆里，整个童年、少年时代都“挺好的”。虽然那时家里只有父亲一个人工作，生活相当窘迫。祖父祖母死后，13岁的父亲就被老乡带出来打工，从此再没有回过家乡浙江。解放后他读夜大“扫盲”，3年就取得大专文凭，曾经作为武汉的两个代表之一参加年的全国第一届科技大会。他比较大男子主义，不许母亲去外面干活。三姐妹三兄弟和父母8口人挤在老旧的两居室，金灿荣和哥哥窝在阁楼，武汉的夏天多热啊，一家人居然其乐融融。

金灿荣上中学时，“文革”还没有结束，家里就有点担心，以后下乡你怎么办呢？结果高考恢复了。他原本是学理科，离高考还有10个月时转学文科。他所在的中学是理科重点，没有文科班，全校就他一个人学文科，只好转去一所普通中学。年高考他是文科武汉市第一湖北省第二，进复旦大学读国政系。几年后去北京，在社科院读硕士。

复旦那个班41人，毕业后的最高潮是有30人同时在国外学习。“一个班30个人跑到外面去，人家接受你，证明这个班很厉害啊!”后来这41个人各有各的发展，“都挺好的”，但留在学界的只剩下3个。

在复旦时金灿荣搞了不少活动，比如每周五组织班里的学术辩论，在社科院读研时他更一度成了风云人物。“那一届的研究生会人员结构很不合理，成员基本都是经济学部的，国际学部、法政学部都没有代表；会长又不得人心，公款请客。”他就领导同学把它推翻了，搞了个“民主试验田”，跟一位同学按“三权分立”原则合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会章程》。此外，因为伙食问题他还领导过两次食堂罢餐。

年他硕士毕业，留在了美国所，很快结婚生子，之后就开始了延续至今的美国研究。

年，金灿荣去哥伦比亚大学做了一年访问学者，对美国有了直观的感受，心里有了点底，次年回国后开始评论美国大选和美国政治，并陆续引入文化视角。他觉得美国的确很成功，但很多美国经验在中国无效。年，他发表《美国的市民社会与政治民主》一文，认为美国的成功和市民社会大有关系。没有这个土壤，同样一个体系达不到美国那种成功度。而相对于西方，中国刚开始有中产阶级，量虽不小，却是以经济收入来定位的，还没有相对独立成熟的价值体系：事业顺利就从市场体系中借理论资源，混得不好掉到底层就变成了“愤青”，尚未形成社会学意义的“阶级”。

他觉得自由主义是现代人类的好选择，但这条路走起来未必顺畅；他当然也希望中国民主化，但对如何实现越来越不敢下断言。年代末开始的第三波民主很多失败了：利比里亚和海地是国际社会的救济对象，菲律宾出口最多的是菲佣。他说自己渐渐成了“保守的自由主义者，反革命的革命派”。所以年之后，他开始在体制内“做事”。体制内本身也在改变，原来等级结构明晰。随着各方面的公共决策、外交决策越来越复杂，对相应的专业知识的需求也增加了，专业知识分子介入的内部讨论会越来越多。

二十多年来“小文章陆陆续续发了几百篇，没有满意的，也不系统”。金灿荣现在的心愿是未来10年内写两本书，“把自己对美国的理解和对中国的观察写出来”。另一个一直想做但还没有做成的，是用纯民间资源搭一个平台，对中国的战略、对外政策、中美关系，发出民间的声音。当然，也希望政府能听见。

让人颇有点意外的是，他反对政府把幸福感作为指标。“现在民间有这样的压力，政府有一部分人也是在打民粹牌。他要取悦民众，表面上接受了这个指标。其实许诺人民一定能够幸福这是任何政府都做不到的。所以我原则上反对政府把提高人民的幸福感作为执政目标。政府的指标应该是什么？努力为人们寻求幸福创造外部条件--这是政府应该做的。”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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